小时候在四面环山的村庄里，想着山那边是什么。我根本不曾想像我会走这么远。但不管我走多么远，我的根都在这片土地上，我的功业和幸福也都在这片土地上。

　　感谢母亲的坚持

　　我出生在雁荡山深处的山村南阁。这是一个章姓村，历史最早可以上溯到五代，因明朝名臣章纶而闻名四乡。家乡人也深以祖先为豪。无论是学校的老师，还是家长，都以章纶为范例教育下一代。但另一方面，切身经验告诉他们，真正通过读书而改变命运的农家子弟，却是少之又少。因此，一个家庭在子女教育上投入太多，通常是很不经济的，反而会招致闲言碎语。

　　我家兄弟三人，父母都种地，父亲偶尔做点泥水匠的活，补贴家用。父母都是初中毕业。母亲在中学里是优秀学生，极有希望升学深造，因为偶然的原因失掉机会。她将未实现的愿望寄托在三个儿子身上，希望他们都能成为大学生。这在村里几乎是不切实际的想法，连我父亲都表示怀疑。我很小的时候，经常听到父母就是否让孩子读书这一问题而吵架。但我母亲顶住了各方压力，坚持让我们兄弟三人尽可能读更多的书。没有钱交学费，就东拆西借，在最窘迫的时候，家里也不得不让三兄弟中的一个做出牺牲：最有天赋的二哥在初中毕业之后，去读了不需要学费的师范。母亲在监督我们学习上下了很多力。我和大哥在镇上读中学，母亲就在镇上租了房子，监督我们两个读书。后来二哥在乐清县城开始工作，我也在乐清中学上高中，母亲就在乐清县城租了房子，照顾我们的饮食起居。她终于实现了她的愿望，培养出了三个大学生。原先怀疑与嘲讽的村民，纷纷转变了态度，称赞她有远见，并说我家承接了祖先章纶的风水。

　　拿第一的秘诀

　　小时候听多了父母为孩子读书的吵架，我很早就有一种危机感，生怕有一天失学，因此在学习上毫不放松。我没上学前就看了很多连环画，认了很多字。小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啃《东周列国传奇》这样的大部头，家里的《毛选》，我半懂不懂地也看了很多篇章——多年以后，当我因为政治学研究而看《毛选》，发现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熟悉感。

　　在学校里，我大部分科目都稳居第一，小学升初中考试，我考了全镇第一。初中升高中考试，我考了全县第一，高考我又考出了全市第一。现在想来，我当时有一个好习惯：学到的东西马上消化，有问题马上解决，绝不拖延。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前面的不解，积累下来，就会成为后面学习的障碍，等到积重难返时再去恶补，就为时已晚。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在乐中的时候。高二时，我是学校的学生会主席与团委副书记，学生工作比较多，每个晚自习有三分之一时间都花在工作上。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就更加重视学习效率，别人用30分钟做完的题目，我争取15分钟做完，如果时间有空余，我会想如何一题多解。这段时间的自我训练对我帮助非常大。高三的时候，当同学们都昏天黑地看书做题的时候，我却是优哉游哉，每天晚上看电视，星期六下午还出去逛街。

　　北大给我的财富

　　我的这种在各方面都远胜别人的自信在北大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北大集中了全国的精英。以我所在的北大98届法律系本科来说，就有9个全国各地的状元。我的这些同学不仅学习好，而且多才多艺，社会活动能力强。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曾经想以后走从政之路，大一的时候还参加了年级的学生会主席选举，以微弱劣势输给了广东省状元。这件事让我看到，我的活动能力，虽然在小地方还显得突出，但在更大的舞台上就毫无光彩可言。但同时，我在另一方面发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上大学的第一个学期，朱苏力老师(现法学院院长)给我们上法理学课程。他对“法治的本土资源”的法律社会学探究，对我有很大的感召力。那门课我学得很认真，朱老师给了我全班最高分——后来在毕业典礼上，他还特意提到了这回事。这对我是个很大的鼓励，激发了我的理论兴趣。而比较刻板的法学，不大能够满足我的理论兴趣。从第二个学期开始，我就在社会学系听课，学习西方社会学理论。

　　扩招前的北大并不像现在这样受就业市场的影响。我们在大学里并不像现在这样急于学习能够马上来钱的技能，而是常被一些有智慧的老师所吸引，进行比较基础的理论探讨。当时北大有一个读书小组，集中了当时北大最出色的一批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在校园里有很大的影响。我受到了辐射，大二的时候，和几个大四的师兄师姐一起，搞了一个自己的读书小组，名叫“星期五”，每周五集中读书讨论。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从古希腊开始阅读西方思想史，把自己的知识基础夯实。从2000年上半年开始，我们的读书小组坚持活动至今，在我们这些创建者离开北大之后，又有新的接班人。一群青年，纯粹是因为对于知识与真理的爱而聚集在一起，彼此之间坦诚相见。这种生活方式让我非常满足。

　　相比于小组读书，系里的大部分课程远不能让我感到满意。从大二开始，法学院的大部分课我都不去听了。逃课的结果是，我的成绩一直不怎么样，四年从来没得过奖学金。但我从来不后悔，因为相比于我在这些自发的活动中获得的教益来说，那些课程确实太枯燥无味。崇尚自由精神的北大容许我这样“无法无天”的学生的存在，甚至还鼓励我的个性发展。我从大二开始，就在学院与学校的学术论文评比中多次获奖，大四在核心刊物《行政法论丛》上发表文章，本科期间和毕业论文导师合作的一篇论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按照某些地方大学的职称评审制度，我本科毕业时候的学术成果已经足够评一个副教授了。但在我的“星期五”读书小组里，这些都不算什么独特的经历。从“星期五”小组已经走出了很多出色的青年学者，有的在哈佛、耶鲁等名校攻读博士学位，有的已经在大学里执掌教职，培养学生。友爱的学术共同体——我想这是北大给我的最宝贵的财富。这笔财富是独特的，我在其他地方都没有找到。

　　期盼中国的思想崛起

　　2002年，我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政治学系录取，前往美国攻读博士学位至今。我原来是以申请研究中国政治的名义出去的，但到了学校不久，我决然地改变了研究主题，改为研究西方古典政治思想史(希腊与罗马部分)。从混学位的角度来说，研究中国政治是最容易拿到学位的，作为中国人，不难收集中国材料，然后加以理论裁剪即可。但这样的研究，其问题意识是别人规定的，最终不过是拿中国的材料证明或者修正一下西方的某个理论而已，而不是真正地要从中获取教益，更谈不上对于中国有多少帮助了。这一百多年来，中国常常把西方当作治自己病的药铺，奉之为圭臬，从而导致了独立思考能力的减退。要重新恢复这种思考能力，就要深入理解西方，破除许多对于西方的迷信，恢复用自己的话来说自己的信心，建立起自己的规范，最终使得我们的规范成为普世标准，用它来言说别人。结合当下的热门主题来说，“大国崛起”的必备一环就是思想与学术崛起。

　　包括我在内，我所在的政治学系只有两个学生研究古典政治思想史。这不是个容易做的专业，要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毕业之后在美国也不好找工作。不仅中国老百姓不知道这样的研究有什么用，美国的老百姓也不清楚我做的事情有什么意义。但我想这样研究的意义，会慢慢在历史中展现出来的。一个国家如果只想吃饭过日子，搞好工程技术、计算机、管理学什么的就够了；但如果这个国家想成为世界文明中心，那么就需要有基础创新能力，更需要一套有效的理论来论证自己的领袖地位。在近代以前，中国一直都认为自己是世界文明的中心。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中国逐渐恢复她在历史上的地位。

　　在国外的生活是真正的面壁生活，研究任务繁重，又没有多少娱乐与社会活动，我们都将“研究生”改成了“研究僧”。但收获也是显而易见的。我在UCLA碰到了非常出色的老师，受到了严格的训练。另一方面，也是开阔了眼界，获得了很多国际经验。

     博士小档案

    章永乐乐清仙溪镇南阁人，北京大学法学学士，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博士候选人。1998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曾担任北大法学社社长，《北大法律评论》编辑。大学期间参与诸多研究课题，学术论文曾经多次在北大法学院以及北大“挑战杯”学术论文评比中获奖。1999年创办学术网站“朝圣山之思”(http://www.moiracn.com )，致力于政治哲学与社会理论研究，在汉语学界具有一定影响力。（来源：温州日报 作者：汤琴/孔谢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