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镜宙（1889—1985），字铎民，又称雁荡老人，浙江乐清虹桥人，章炳麟（即章太炎）三女婿。曾三次下南洋，任新加坡《国民日报》总编、中国银行经济调查室南洋经济特派员，与全国侨联创始人庄希泉等新加坡中国同盟会会员广泛结交，宣言革命，受英政府仇视被迫离职；后遍游马来全岛，撰写《英属马来半岛》一书，蔡元培赠题书名，章太炎和黄郛作序，印行后即得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亲自召见。

　　受聘南洋侨报总编，呼吁华侨团结于大中华民族之下

　　1918年底，华侨教育家、中国同盟会会员、孙中山先生槟城最重要的支持者陈新政在新加坡创办的《国民日报》托广州文化名人梁冰弦代聘编辑。此时，随同孙中山在广州参加二次护法，受聘于军政府参议的朱镜宙，因处女作《民国政制改造论》一书主张实行总统制、南北同等裁兵、废除督军制、普及教育、开发交通、确立司法三级三审制、改善文书制度等（该书由广州非常国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内政总长孙洪伊，军政府参议、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童杭时及赵世钰等四人作序，财政总长唐绍仪题词“思深虑远”），为当时社会政军界多数人所赞同，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不断扩大。于是，在梁冰弦介绍下，有过七年革命报人生涯的朱镜宙担任《国民日报》总编辑。

　　据朱镜宙回忆，当他踏上新加坡的一瞬间，最让他感到惊异的是，“凡耳所闻，都是闽广方言；目所见，都是闽广侨民。大街小巷所有招牌，都是斗大方块的汉字。大企业如橡胶、锡矿，小企业如粮食、百货，甚至洗衣作坊、咖啡馆、冰店、人力车夫等等，统而言之，凡新加坡的事事物物，无一不操诸我华侨之手。哪里有丝毫感到是英国属地的气氛？”朱镜宙带着“英国人能以少数统治多数，它的秘决究竟在哪里？”这个问题，深入各阶层观察。

　　经过调查思考，他认为有两点重要因素：第一，华侨的乡土观念太重，而国家与民族的认识不够，宛如一盘散沙，致为英人所利用。英国政府是个政治头脑很强的国家，通过掌握侨民心态、顺其习尚来统治，如英国本是个基督教国，但对于马来人的回教信仰，不但不加干涉，还替他们盖了许多外表相当漂亮的清真寺，其他只要与治安无关都让存在。在新加坡其专管华侨事务的机关，也悬挂着一块斗大方字的华民政务司署招牌，模仿得惟妙惟肖。第二，闽广华侨各有以县为单位的集会场所，多至不可胜数，如永春会馆、南安会馆、朝阳会馆、文昌会馆等，而独无福建会馆、广东会馆，更不必说中华会馆。我们的华侨远涉重洋的时候，都带着几分逃荒色彩去的，赤手空拳，其唯一资本是一条竹杠，对知识的要求，非其所急，也无暇及此。在新加坡虽也有个华人俱乐部，那只限于中上资产阶级，每天专谈生意经，普通华侨根本没有参与资格。

　　于是，朱镜宙在《国民日报》社论中，力言相劝华侨捐弃小我，相互团结于大中华民族之下，强调“团结即是力量”。据记载，朱镜宙接手数个月后，《国民日报》销数竟骤增三百余份，可见他的言论在当时华侨社会中产生的影响力之大。

　　与庄希泉等爱国侨领，力劝华侨和学生理性爱国抗日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1月，英﹑美﹑法﹑日﹑意等27个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召开所谓“和平会议”，实质上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其目的是为了重新分配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包括允许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派外交总长陆征祥率领代表团6人出席了会议。会上中国代表提出要求取消列强在华特权、取消中日“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以及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等问题。但会议被英﹑美﹑法等国所操纵，中国的合理要求均被拒绝。此举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5月4日，北京大学学生首先联合北京全体学生万余人发难会于天安门，以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为口号，决议对巴黎和约拒绝签字，成为近代史上有名的“五四运动”。

　　据朱镜宙回忆，当国内学生请愿消息传至新加坡，即有养正学校一名教员以学生名义通告全埠各校，于某日上午借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讨论向新加坡总督请愿，致电英国政府为我国代争山东问题。恰好这日上午，朱镜宙与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梁绍文等一起在是中国同盟会会员、著名爱国华侨领袖庄希泉的橡胶园闲聊，因庄希泉是南洋女子师范学校（今南洋女子中学前身）的董事长，庄希泉就将消息告诉了他们。朱镜宙当即就说：“他们认错题目了。新加坡总督是英国的属员，我国巴黎和会的失败就因英日事前有了密约所致，所以无法替我们仗义执言。作为英国任命的新加坡总督，试想如何能为中华民国去电力争？”庄希泉接着说：“那，我们去出席，你看怎样？”于是，大家驾车前往新加坡中华总商会。

　　当时，各校学生先已到达并集聚，一位体貌瘦弱的青年教员正在给养正小学学生发表高论，一切皆如庄希泉所说的，要求出席的各校学生一起去见新加坡总督请愿，现场的学生面面相觑，没有人议论。看到这种情景，朱镜宙就自告奋勇起立说：“这是学生的爱国运动，值得欢赞与钦佩。但有一点，我们却不可忘记，这里是新加坡不是中国。新加坡是英国殖民属地，并不是独立国。新加坡总督是英政府所任命的属员，无权变更英国整个外交政策，是显而易见的。如在国内，如果政府不采纳我们的要求，还可以罢课。在新加坡，如果总督不理睬，我们准备怎么办？罢课吗？最好将学校一律关起门来，那正中了英国人的下怀。所以想将国内那套办法，搬来新加坡重演一次，此路是走不通的。新加坡政府对于侨校，向来取其放任态度，原因很简单，是因为我们没有政治企图。一旦发现我们的小学生，也要过问政治，从此华侨教育，巩怕不能像现在那样自由了。希望各位在座诸君要格外注意。”然而，这位教员还是滔滔不绝地说“那是学生主动爱国心的表现啦，我们无法抑止啦！”一套堂而皇之的冠冕话，似乎非一过他的请愿隐永不罢休。于是，朱镜宙实在有些忍不住了，就接着说：“好！既是学生主动的，那么，就请学生主动发表一些意见，让我们大家听听！”这位教员只好硬着头皮命令他的一位十四五岁的学生起立发言。学生说了四五分钟，根本说不出半点名堂。

　　对投身革命、满怀救国救民之志的朱镜宙来说，说这番话，显然不是他胆小怕事，而是胆识过人，能从华侨当时所处环境和时局，从保护华侨教育、保护华侨学生角度来思考分析。正如他在收场时所说：“学生的话，我们都听到了。因为新加坡的环境不同，所以只好请各位忍耐些。若在大陆，我不但会举起双手赞成，还要以老学生的资格，打个头阵呢！”据朱镜宙回忆，事后，他接连收到好几封匿名信，说他反对学生运动，要用激烈手段对付他，而且由间谍传给了英政府，更引起了英政府对他的特别关注。时隔一年后，他第二次侨居南洋，与华侨教育界人士接触，得知英政府为华侨学校颁布了专门管理条例，不时派出督学人员分赴各校巡回视察，加心督导，名义上是关心华侨教育，重视教员素质，实际上就是将华侨学校管理更严，将言行严控在自己之下，应验了他在中华总商会苦口婆心的那一席话了。

　　在华侨学生请愿运动后，紧接着华侨大罢市，抵制日货抗议日本。据朱镜宙回忆，作为《国民日报》总编的他，左右为难，报馆的态度很重要，毕竟创办报馆重要目的是以海外华人华侨聚集的城市作为基地，响应孙中山鼓吹革命。但他还是很诚恳地撰文劝告大众说：“要用冷静态度来处置一切问题，我们同是大中华民国的国民，首先要守法，这是每个现代国民起码的义务。如有无故侵入人家住宅，已是犯法。同时未得许可，毁坏他人的财产，更为法律所不许。而且即使是日货，我们既已买来，就不是日本人所有了。现在将它焚毁，损失的不是日本人，而是我们的华侨，此理极为明显。要用的东西，总归不可缺少。今日凭着感情，破坏掉，风潮一过，又去买回来，那不是抵制日货，而是推销日货！根本问题，只有我们自己多办工厂，有了国货代替，除了洋奴，哪个人乐意去买日货。”文章一发表，恐吓信又接二连三地来了。先是，华民政务司通知要求《国民日报》迁回注册地槟榔屿，接着，英政府毫不隐瞒地通过律师对经理谢文进说：“只要朱镜宙离开报馆，《国民日报》仍可在新加坡照常出版。”

　　据朱镜宙回忆，英政府对付华侨的唯一武器就是驱逐出境。当时被递解回国的有南洋女子师范学校董事长庄希泉、校长余佩皋等多人，为什么对他不用这种手段，而拐弯抹角地兜圈子？他认为，不得不佩服英国人的守法精神，递解出境要有法律的依据，自己既没有给他们以递解出境的口实，他们就没法将自己递解，所以只好用政治手段，使自己自动离开报馆。对于离开《国民日报》，朱镜宙在回忆录中写道：“不但没有丝毫怨恨之意，反而觉得是自己在报馆数月来议论态度的收获，是成功不是失败。”据记载，1919年8月6日《国民日报》停刊，同年10月1日，作为《国民日报》的延续，国民党的喉舌《新国民日报》在新加坡创刊。

　　关心华侨华文教育，撰文并书拓展国人南洋视野

　　在《国民日报》效力六个余月，被迫离职后的朱镜宙，觉得时局动荡不安，萌生编写一部南洋志书的想法。随后，他遍游马来全岛，曾至最北一邦玻璃市首府亚罗士打，考察种植业、矿产和华侨教育等实业，收集大量当地经济社会资料，抄录积累各种历史文献，并将华侨教育情形撰文寄送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入编北大校刊公开发表。蔡元培曾于1920年5月14日，致函朱镜宙：“承示《英属南洋华侨教育调查表》，详明得未曾有。不惟遵命以原表存北大图书馆，借供众览；并抄出载诸《北大日刊》，以广传布，想为先进所许也。南洋关系重要，诚如表示，北大自去年起特为华侨子弟之中学毕业者开一预科旁听之例，亦甚愿彼中觉悟之人日益增进耳。”

　　1919年秋天，朱镜宙返回故乡温州，以丰富的考察经历与深邃的思考，撰写了30多万字的《南洋群岛──英属之部》（后更名为《英属马来半岛》）一书，蔡元培赠题书名，章太炎和黄郛作序。蔡元培在1928年11月27日致朱镜宙函称：“承示大著《英属马来群岛》三册，纲举目张，发人深省，真有用之书。承命作序，实苦无暇，且自序已极详赡，无可补充，只好藏拙。擅题封面，借以塞责，诸希鉴谅为幸。” 全书在总论后下分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马来属邦三编，以方志为体例，翔实而严谨。书中不仅详尽记载了各邦的沿革、形势、气候、人口、政府、教育、财政、物产、贸易、交通、劳工、地方区域等情况，而且还以造船业、种植业、华侨从业人口所占比例等角度，着重叙述华侨对南洋的贡献，在教育编中设立汉语教育一章，专门记述华侨汉语教育的沿革和发展状况。另外，特别值得珍视的是书中还附有一张当时英属马来半岛的全图。黄郛在序中曰：“朱君对于南洋曾数履其境，循问风俗，所得又富，其论颇多独到之见。示国人以抉择之途径，取义尤宏。至其自序所论各点，又皆洞中肯要，为吾国内外人所当晨夕共念者也。”1920年，该书由浙江省督军卢永祥为之印行，上海泰东书局发售。此书对当时闭关自守的中国来说，让国人大开眼界，中国近代教育家、故宫博物院创建人、国民党元老之一李煜瀛（字石曾）先生，折柬相邀，祥谈侨情。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约于某日凌晨五点在总统府亲自召见朱镜宙，垂问南洋华侨情形甚详，并言自己对于南洋华侨教育一向关心，只有从教育入手，始能有所作为！为勉励朱镜宙为国继续效劳，赠3000元为奖。1932年、1978年，此书两次在海内外再版，现已发现美国、日本及海峡两岸的大学、国会、政府等多家图书馆馆藏，被世人誉为“中国近代南洋华侨史之巨著，是系统研究南洋历史和华侨发展史最珍贵的资料”。

　　在侨居南洋期间，朱镜宙还结识了新加坡各阶层形形色色的社会名流，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华侨革命朋友。据其回忆，在中国同盟会知名人物、华侨革命家冯自由介绍下，结交了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会长陈楚楠和副会长张永福，以及会员郑泽如（护法之役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郑螺生（民国政府侨务委员会委员），林义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陈新政（《国民日报》创办人）等一批知名爱国侨领，并在其回忆录《梦痕记》中，对他们几位以及华侨领袖陈嘉庚，都有章节详述。他对陈嘉庚评价说，“是一位赋性率直、朴质无华，寡言笑、重然诺的企业家。虽身处异乡，眷怀祖国，为吾国号数千万旅外华侨中如是热心祖国教育的，只先生一人而已。”（来源《温州文史资源》第二十九辑 朱有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