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因为要查找有关南沙、西沙的文献记载，乐清日报记者阅读了陈正祥先生的著作《海南岛地理》，这部半个世纪前就已出版的地理学巨著，不仅详细记载了海南岛的经济、社会、人口、资源、民俗等，同时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等岛屿也作了详细描述，是研究海南岛和周边群岛珍贵的历史文献。
在书中，陈正祥先生认为台湾与海南岛是祖国“东南海疆双目”，开发海南岛是祖国经济发展和战略地位的必然。其实不止是这部著作，在陈先生出版的624种著述里，每一种都倾诉了浓浓的家国情怀。
就像他在《中国土地利用》一书序言中说的那样：“我热爱中华大地，总想它能得到妥善利用，给因土地缺乏而生活艰困的人民安排好较好的生计。”在祖国大地上，他每进行一次考察，每完成一次著述，都表达了对祖国和人民深深的挚爱。从他的著作之中，能瞥见他是一位很有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感的学者。同时，作为一名乐清籍的地理学家，他在著述里流露的乡情更使人动容。
《诗的地理》发思乡幽情
不管是名人大家，还是星斗小民，一旦离开家乡，他的乡情总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陈正祥先生也不例外，在他的《诗的地理》中，他就大大地抒发了一把乡情。
《诗的地理》在陈先生的著述里，真是一本小得不能再小的小书。如他在书的自序中说的，《诗的地理》完全是意外的产品。陈先生介绍，他自小受叔父的影响，喜爱读诗词。但他只有在心情沉闷或愤激之时，才拿诗词来出气，阅读诗选、词选之类的书，一句一句地念下去。
但地理学家的天赋，让陈先生在读诗的过程中，就有意识研究历代诗人和词家的籍贯分布和旅行路线，并绘制成许多地图；碰到有地理学意味的诗，就抄录下来，一首诗一张卡片。等到积累多了，就加以分类，然后按次说明解释，自得其乐。先写成一篇论文，而《诗的地理》就是由论文补充而成。
阅读这本市面上已成绝版的小册子，可以随时体会到陈先生的乡情。在“描写自然景观的诗”一节中，他用了大量的篇幅来介绍家乡的瀑布大龙湫，他甚至找到了宋代楼錀的《大龙湫》诗，这是一首冷门的诗歌，陈先生还不惜篇幅引用了诗的前二十句来称赞大龙湫的特殊。行文至此，与其说陈先生在介绍景观，还不如他在抒发乡情。
又如在“气候及其变迁”一节中，他以地理学家的眼光，对柳宗元的《江雪》提出质疑，并把这首诗描写的情景，和他儿时在父亲书房里见到的《江雪》诗意画进行对比。他认为诗和画里表现的都是北国风光般的严冬，而那渔翁所穿的蓑衣，却是南方多雨地区的土特产；而且北方的河流冬天要冰封，何以能在冰上垂钓呢？
这个困扰陈先生无数年的问题，终于有一天在瑞士得到解答。那一年陈先生到意大利的维罗纳，参加国际地理学会的农业类型委员会，中途到瑞士度假，行李中带了一本《柳河东集》，当读到公元807年华南大雪，想起这次大雪和公元225年的淮河冰冻，可称中国古地理的两件大事，突然想起了《江雪》和父亲书房里的画，一下子解开了困扰自己多年的心结，认为值得大书特书。
因为《诗的地理》篇幅较小，因此陈先生的乡情也能得以集中地抒发。其实，在陈先生的大部分著作里，都能体会到陈先生浓浓的乡情。陈先生在82岁那一年，回到阔别了55年的家乡乐清，并且把自己的著作《西北考察记》《中国土地利用》赠送给市图书馆。
他告诉当时采访他的乐清日报记者，多年来，他足迹踏遍世界各地，但自从当年出国留学后一直没有回过家乡。不过对小时候的事情，记忆清晰，家乡的小吃也让他念念不忘。因为不能在父母面前尽孝，他再三对照顾老妈妈的妹妹们表示愧疚，说自己来迟了。从1960年起，他就用每一本书纪念亲友，以表达自己对家乡人和事的思念之情，如《现代地理学之观念与方法》纪念祖母和外祖母，《台湾地志》纪念父亲等。
陈先生在著作《台湾的人口》的扉页上，印的是“谨以此书纪念洪式闾教授”字样，他说：“用自己的著作来纪念至亲好友，以及尊敬的长辈，我想是一件好事，可以助长养成真善美的学术风气。我将会继续这样做，直到生命的终结。”据记载，陈先生在和洪式闾、夏鼐等乡贤前辈交往时，所操的语言都是温州方言。
文化家族的精英后裔
陈正祥是柳市镇四板桥村人，是陈求鲁家族的后裔。据万岙《陈氏宗谱》记载，陈求鲁家族今日分布在乐清、台州、玉环、洞头、永嘉、龙湾、瑞安、苍南107个村，总计84318人。自宋朝以来，万岙陈氏后裔涌现出众多精英人物，陈正祥正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位世界著名的地理学家和生态学家，曾任联合国国际粮农组织世界土地利用委员会主席，长期担任国际地理学会各相关委员会委员及主席。
他任世界农业地理委员会主席期间出版的《世界土地利用》，被世界公认为是学术界的鸿篇巨著。编著的《中国土地利用》一书，被学术界称为“见解精辟，为一划时代的巨著”，另著有多种大型著作。1992年出版的《陈正祥教授著作目录》中收录了他在教育和学术活动60年间的中、英、德、日等4种文字的著述624种，包括专著和专刊256种以及论文368篇，这在地理学界绝无仅有。国际地理学会的前会长卡尔·特罗教授推崇他为“东方的亚历山大·冯·洪堡”（洪堡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学地理系——柏林大学地理系的首任系主任），并称他是“中国地理学界第一人”。
抗战期间，陈正祥还是一位20多岁的青年学者，抱有科技救国的思想。他从地理学的角度思考了国家前途，先后发表了《西南苗族与西南国防》《开发西北与抗战前途》《从地理因素检讨抗战的必胜》《开发西北与抗战建国》等著述，提出与众不同的见解。在这个时期，他还从中国的经济发展地位出发，撰写了《如何认识西南》《四川矿产的分布及今后开发的途径》《中国不能没有华北》《从经济地理上检讨中国不能没有东北》《东北之地形》《中国边疆之土壤与植物》等书籍和学术论文，这些著述现今对祖国西北、西南的开发仍具有重要价值。
陈正祥对祖国的农业、气候及物产特性研究非常深透，半个世纪前就出版了《浙江之气候》《海南岛之农业》《大戈壁》《西北之气候与农垦》《中国之畜牧地带》《四川盆地之气候与蔗作》《甜菜之适度气候与中国甜菜区域》《广东的糖业》《中国的水资源及其利用》等书，成为这些地区农业开发的地理气候资料书。
在香港大学任教时期，陈正祥更加关注祖国的建设，编写了《中国农村景观之变迁》《中国的石油资源及其开发》等书。同时对香港和澳门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撰写了大量书籍，如《香港工业之地理基础》《香港的墟市》《香港之土地利用》《澳门之土地利用》等几十种。
张声和先生这样评价陈先生：“陈正祥对于中国文化有很深的造诣，虽然是地理学家，但陈述中国历史却如行云流水，蕴含深情；在地理学语言上流露出文化艺术韵味，从高深学术中让人获得深入浅出的知识，足见其学识渊博、写作功底深厚。如《唐代的疆域》《中国古代地图学之发展》《诗的地理》《中国的方志》《中国的行政区划及变迁》等专著，读后叫人击节赞叹。”
更值得一提的是，他是中国文化地理学的开拓者，让中国的文化与地理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他在1980年出版的《中国文化地理》一书的自序中，回顾了中华文化发展的历程，指出鸦片战争对中华文化的打击，“要挽救汉文化的沉沦，阻止它的继续被腐蚀，进而恢复它固有的光辉，我想这一代的中国人实应负担较多的责任。为达成此项目标，首先要认识中国文化，而我愿以身作则。”
一生致力于绘图
陈先生做学问，坚持以地图说话，以地图反映历史，以地图这个“地理科学的特有工具，济文字说明之穷”。他用图反映中国文化中心的南迁、城市化的进程、交通港口的发展、人口的迁移、物产矿产的分布等，甚至将历史上的宰相、进士分布，也用图表来表示，以说明中国考试制度和人才的分布状况。
陈先生认为，“有些长篇大论说不清楚的现象，用地图来表示却可一目了然”，这些思想，正是数据可视化的目的和精髓。直到今天，他的不少作品还被世界各国的专家视为精品，被称为数据可视化的经典之作。
以其作品《中国文化地理》为例，这本书堪称用数据和地图谱写的中国文化史。陈先生在这本书中提出，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经历了由北向南迁移的过程。为了证明这个观点，他首先引用了大量的数据，其中有各个朝代的人口数据，例如在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南方户数仅占全国总户数的10.3%，但到明朝隆庆六年（1572年）已经上升为65.4%。
除了用数据说话，陈先生还针对汉朝至清朝的人口分布、人口密度、交通、盐业以及三公九卿、诗人、进士、状元的籍贯分布绘制了18幅地图。这些地图华美精致，色彩鲜明，浓缩了上千年的历史，一图在手，胜过千言万语的解释，即使最普通的读者也可以一眼看出中国文明的兴衰和转移。
类似于各朝代诗人分布的中国文化历史地图，陈先生一共绘制了268幅。1981年，这些地图收集成册，在日本、香港地区出版发行，大受欢迎。
要统计几千名诗人的籍贯，虽然烦琐，但毕竟有数可查，只要愿意花上时间，用上“笨”功夫，就一定可以完成。陈先生在绘图过程当中，遭遇的最大困难还是没有数据。为了绘出一张有参考价值的好图，他曾经四处奔走。这些寻找数据的经验，他后来进行了总结，为中国的历史文化研究开拓出了一条新路径。
除了在历史文化和环境生态两个领域的贡献，作为一名地理学家，陈先生还针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工业发展、人口迁移、气候变化、交通港口建设以及各类物产资源的分布等主题，绘制过更多的地图，但可惜的是，这些地图大部分都没有在中国大陆出版。
在陈先生大量绘图的时代，计算机还远没有普及。在那个时代，要绘一幅好图，其资料的收集、数据的统计，需要很长的时间不说，绘图的过程也非常烦琐，陈先生也曾经在其书中谈过这个过程中的甘苦：
“经过约莫二十年的岁月，很多地图都成熟了。我选择已经熟透了的，张贴在书房最着眼的墙壁上，一有闲暇就细心观察它，看看是否合理，或加以必要的订正。直到认为满意了，才分批开始精绘，我自己也参加精绘工作。不少已经精绘的地图，因为发现了重要的新资料，经过修改，又得重绘。一幅地图精绘两三次，是常有的事。利用此一方法编制地图，要花费很多的精力、时间和金钱，而所得的结果，仍不免有所欠缺。但这却是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