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饮瓯江水，难忘雁荡山。
欲归归不得，心迹托南蛮。
莫谓桑梓远，且思荆棘艰。
乡亲半离在，休戚总相关。

　　这首五绝是郑异先生1963年参加新加坡温州会馆成立40周年纪念会上即兴而作，如今读来，仍可感悟到一个海外乐清儿女那浓厚的思乡之情。

　　郑异字亦同，小名嘉超，光绪三十年（1904年）四月初三生于黄华村。

　　幼年时他聪颖冠群，在其堂伯郑晓廉（清末廪生、民国初省议员）悉心培育下，于1919年秋以优异成绩考入浙江省立第十中学（现温州中学），时年16岁。当时，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席卷全国，亦同积极投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运动。宣传抵制日货，查封进港的外货，后率学生代表赴上海、南京等地学习，在学生界崭露头角。

    当时省立十中有学生组织——醒华学会，参加者有郑异(亦同)、张冲(淮南)、萧铮(练心)、李藩(锐夫)、朱焘(叔华)、臧渭英等多人。他们撰写文章，出版刊物，宣传民主革命。郑亦同还在南京召开了一次醒华学会学友会，开展“唤起民众，惊醒中华”活动。

    从省立十中毕业后，郑亦同于1923年秋考上北京国立师范大学(今北京师范人学)，在校期间，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他在反帝反封建反北洋军阀的革命洪流中，成为北师大和北京市学生运动的一名积极分子。1924年秋，被选为北师大出席北京市学联的代表，与邵式平等人一起，积极参加了当时北京市国共合作组织和国民党左派组织所领导的各项活动。

    1924年10月，冯玉祥等进步将领发动了“首都革命”，推翻贿选总统曹锟，驱逐清末皇帝溥仪，促进了北方革命形势的发展。郑亦同与广大同学一起支持“首都革命”。1925年1月孙中山北上，他们布置演讲会，邀请李大钊、汪精卫(随同孙中山北上，当时是国民党左派)等来校演讲，宣传国民党改组、实行“三大”政策和召开国民党会议的重要意义。

    1926年3月，日本帝国主义炮轰大沽口，阻挠国民军在天津一带设防，郑亦同参加了“三一八”天安门集会和游行，并前往铁狮子胡同向段祺瑞政府请愿。段祺瑞反动政府制造“三一八”惨案后，郑亦同以校学生会代表的身份与同学徐韫知、张汉辅一起，在校长张贻惠的带领下，前往北洋政府大院认领北师大同学范士融烈士的血衣，在师生中愤怒声讨段祺瑞政府的滔天罪行。

    受“三一八”惨案的影响，郑亦同毅然弃学离校，与朱家骅奔赴广州，参加北伐军。后来，北伐军推进到杭州时，郑亦同留在杭州出任国民党浙江省党委执行委员，后又转任上海市、江西省党务特派员、驻日本中国留学生监督等职。

    1930年，亦同被派出国深造，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市政学，于l933年回国。回国后，历任江苏省政府主任秘书、南通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少将保安司令、江苏省政府委员兼南通学院院长，国民党第五届、第六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学校教师等职。

    抗日战争初期，郑亦同出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六届苏州办事处主任，指挥苏南的抗战组织和政治宣传工作。l942年至l945年，郑亦同出任中国驻澳洲公使。抗战胜利后，1946年至1949年任中国驻伊朗王国大使，兼任中国驻德黑兰国际法庭代表。

    1949年夏，郑亦同从伊朗弃职而归，偕同夫人陈春萼及孩子来到香港。此时，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取得全面胜利，当时薄西山一些政友纷纷来信动员他去台继续从政，他坚辞不往，并表示不再担任国民党候补中央执委职务，宁愿与家人在港共度艰难生活。

    1950年冬，郑亦同举家迁居新加坡，改名郑衍通，担任南洋大学教授达20年。于l971年退休。新加坡共和国次任总统薛尔恩博土亲自授予他“公共服务勋章”，以褒奖他对教育工作所作的贡献。

    晚年，他致力研究《周易》达十多年之久，写出一本约37万字的《周易探原》，l972年在新加坡出版发行。他在序言中自称“雁荡山人”，并说《周易探原》“自觉颇有创见”，对后人学习和研究《周易》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979年，他与家乡亲人接上了关系，并来信表示：“平居亦多故国之思，颇欲归去一游。”并要故乡亲人将故居、祖坟和家谱拍成照片寄给他，以教育海外后代寻根溯源。后来忧伤成疾，在台的故友闻讯后以私人身份邀他去台湾荣民总医院就医。在他弥留之际，同乡故友李石心曾进院探望，并暗示将于近日回归大陆，他悲喜交集，在病榻上点头目送表示支持。由于年事已高，1984年6月1日郑亦同在医院病逝。（作者：郑颉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