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游者眼中的时代与世界——记北京大学法学院乐清籍副教授章永乐
发表时间：2018/1/30 10:52:48 浏览量：1208次 作者：朱蒙钰 来源：乐清日报
上午的时光，几乎很难找到章永乐，因为他总是临近中午才起床。深夜，是他思想漫游的时候，他打开一堆网站，仔细阅读并记录下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战争、选举、重大法案、经济波动、思想界动态……收集这么多信息，并不是因为有文章急着要写。他说，主要是为了解决自己对于时代的困惑。
每年夏天，章永乐都会去内陆边疆考察，时常被晒得黝黑。他经常会带上他的北大法学院前辈、28年前自杀的诗人海子（查海生）的诗集。海子的诗描写了草原、戈壁、沙漠、绿洲、雪山、高原、湖泊等等远方的种种景象。“这是对空间与法则的思考。”章永乐说。
他一直珍藏着一张照片。2009年，章永乐带着他在美国念书时的导师之一、英国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PerryAnderson）去了他的老家——仙溪的南閤古村。走在村里远近闻名的牌坊一条街时，章永乐正巧碰上了他在村里念小学时的班主任章冬英老师，20多年学校教育两端的老师能碰到一起，让他激动万分。于是，师徒三人就在牌坊下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回忆。
“一位老师扎根乡土社会，一位老师反思全球秩序，他们都是我的榜样。”章永乐说。他现在的身份，是一位北京大学的教师。
一个关于北大的“轮回”
从小学到高中，章永乐的成绩一直稳居前列。初中升学考试，考了全市第一；高考，考了温州市文科第一，随后进入北大法学院学习。不过，在章永乐看来，这些成绩在英才云集的北大根本不值一提。他就读的北大法学院本科1998级有8位来自各省的高考状元，而且个个见多识广，多才多艺。相比之下，章永乐是山村里出来的孩子，连说普通话都带着口音，站在一堆同龄人中，普通得不能再普通。
但这并没阻止章永乐人生发展的轨迹，没过多久，他就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在大一的法理学课上，朱苏力教授推荐他们阅读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章永乐读了几篇，咕哝了一句：“这讲的不就是我们村么？”80年代的南閣还是个很传统的村庄，在宗族里比章永乐辈分低一辈的老人，还会叫他“叔”。《乡土中国》把他小时候的那些生活经验解释得妥妥帖帖，这让他发现了学术理论巨大的魅力，朱苏力老师的法理学课程，章永乐得了最高分。大一下学期，他就决定不折腾别的了，以后就做个学者，而且要像费孝通和朱苏力一样，出国去开阔眼界。
既然决定不在国内读研，对于课程成绩，章永乐就没有那么在乎了。自己不太喜欢的课程就少用力，集中精力读自己喜欢读的书，并且开始做学术研究。大学四年，他考试成绩只能算是中游，但做出的学术成绩却是有目共睹。他不仅在学院与学校的学术论文评比中多次获奖，而且在若干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过论文。
大三的时候，章永乐很大胆地把自己的论文寄给美国杜克大学政治学系的史天健教授，史教授读后很感兴趣，于是邀请他加入他领导的一个中国研究课题组。课题组在广州开会，章永乐坐硬座火车到了广州，史天健很惊讶：“你干嘛不坐飞机来？”
大学期间，章永乐在北大有学术抱负的同辈人中交游广泛。但他自认为最宝贵的经历，还是和几个师兄师姐一起成立了一个读书小组，每周碰头讨论。他们会大声朗读文本，然后逐字逐句推敲，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寻找问题的答案。这是北大的大量概论课完全无法提供的学术训练。到了美国读博之后，他发现大部分的课程也达不到这样的细读程度。这种精读的自我训练让他受益终身。
2002年，章永乐从北大本科毕业，2008年回到北大任教。从做学生到当老师，有许多东西也随之延续了下来。每当碰到像他当年那样“不安分”的学生，章永乐便觉得既喜悦，又忐忑。北大常有这样“不安分”的学生，他们充满思考的激情，能与老师平等对话，但这样的学生对老师往往也是最挑剔的，就跟章永乐自己当年一样。“怎么办呢？就分享一点自己当年做学生的经验吧。”
他仍然像当年那样组织读书小组，选择他自己也不太熟悉的文本，和学生一起针对文本提问，一起寻找答案。因为自己也不熟悉的缘故，所以读书活动不会变成讲课。随着讨论的深入，老师和学生的体制身份就消失了，人人都是朝向真理的求知者。“我在其他的地方也尝试过这样的做法，但是在北大的感觉是最好的，我想这就是被称为‘人文氛围’的东西。”章永乐说。
大洋彼岸的漫游者
2002年底，章永乐前往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政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他最初申请的是比较政治学，但到了学校之后，很快转向西方古典政治思想史（希腊与罗马部分）。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要学西方的古代学问呢？章永乐的想法，是从源头入手理解西方文明，为思考中国问题提供扎实的知识基础。而之所以要进入历史研究的路径，就是要从许多当代的迷信中解放出来，将西方文明作为一个内部充满张力和断裂、不断重新自我整合和自我表述的整体来理解。
五年半时间过去，章永乐最终拿到了政治学博士学位。通向博士学位之路相当艰辛，这其中的酸楚只有他自己能体会——课程阅读和论文写作都是硬任务，每个学期熬到头都有心力交瘁之感。无独有偶，章永乐又不幸碰上加州财政危机，他所在的院系为压缩开支，玩文字游戏，克扣给留学生的奖学金，导致他一度穷困潦倒。为了省房租，章永乐租在距离学校很远、治安不太好的拉丁裔社区里，每天坐三个小时公交车来回，每天晚上都会听到警车呜呜响。在人人以车代步的洛杉矶，只有最穷的一部分人才长期坐公交车。那段时间，他看到了美国下层社会的人生百态，看到了这个镀金社会的溃疡面。这段经历对他后来的思考有许多促进作用。
幸运的是，他在UCLA碰到了很好的老师。在那里，他一度担任著名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PerryAnderson）教授的研究助理。安德森教授会给他的论文写非常详细的批注，引导他思考民族主义、国家与革命等宏大的主题。微观史代表人物、来自意大利的卡洛·金斯伯格（CarloGinzburg）教授帮他敲定了博士论文主题，并提供了方法上的指引。毕业9年以后，他碰到两位老师的时候还是很惭愧，因为总是感觉自己的研究没有达到他们的期待。
UCLA也教会了章永乐怎么做一个合格的老师。他做过十几门课的助教，从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到国际关系，甚至文化人类学。助教的工作是听教授的大课演讲，带本科生进行小组讨论，改学生作业。这些工作非常琐碎并消磨人的耐心，但足以让他克服对许多领域的畏难情趣。他也会从这一经历反思中美两国高等教育的一些差距，琢磨北大如何才能做得更好。
万国竞争：思考近代中国的道路
2017年8月，章永乐的新书《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以下简称《万国竞争》）出版。这是一本跨学科的学术专著，是他长期以来从事的宪法史研究的延伸，但更偏重于思想史。在书中，章永乐引入全球史和国际体系的视角，勾勒出一个鲜活的康有为形象——一个足迹遍及五大洲四大洋的漫游者，精心描述与解读“万国竞争”之世，评点列强治法之得失，为中国与世界探寻出路。
《万国竞争》的出版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和讨论。该书由丁耘、殷之光作序，并且得到了多名知名学者的联袂推荐。《康有为全集》主编姜义华在推荐语中对该书高度评价：“本书发前人所未发，代表了一种全新的视野和研究方法。”该书也出现在2017年9月若干重要的书榜榜单上，引起许多大众读者的关注。
在“后记”里，章永乐交代，这本书的写作与其在欧洲的游历有关。从2014年9月到2015年7月，章永乐在德国柏林高等研究院作了为期10个月的学术访问。章永乐说：“当时我最有思想收获的活动，就是带着康有为的欧洲游记到处转，比较我看到的东西和他看到的东西。”他游历过欧洲十多个国家，感觉到欧洲的当下景象与20世纪初的景象之间的巨大落差。当年的欧洲列强傲视全球，但在今日，欧洲的自信力正在衰退之中。康有为经历过国际体系的大衰变，而他感觉，中国正在经历国际体系的另一次大变化，因此，需要从历史中获得一些经验和教训。
与此同时，《万国竞争》延续了章永乐在2011年出版的书籍《旧邦新造：1911-1917》中，对于近代中国国家建构与宪制变迁的关注，但更侧重于内外关系这一个维度。“《旧邦新造》可以说有世界史关怀，但还谈不上真正的全球史视角，并没有呈现出将所有这些帝国的命运贯穿在一起的世界历史运动，而《万国竞争》在这方面作出了推进。”章永乐说。
“但这本书不仅是一个‘康学’研究，我同时也是借助康有为来思考近代中国的道路。”19世纪的中国是欧洲列强建立的维也纳体系下的受害者，被列强视为二等国家，没有跟列强签订平等条约的资格。一战之后，中国走上了新的革命道路，追求的不再是像日本那样加入列强俱乐部，而是要从根本上重写游戏规则，打造一个更为平等的国际秩序。《万国竞争》证明，晚年的康有为并没有充分理解这场大转折，但章永乐认为，今人需要去理解20世纪以来的这一历史进程，因为建构国际新秩序的事业，迄今仍在进行之中，需要一种“道路自觉”作为支撑。
【人物名片】
章永乐，温州乐清人，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政治学博士，兼任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全球中国研究中心国际研究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等，曾为德国柏林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2014-2015年）。著有《旧邦新造：1911-1917》等，在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近期研究重点关注国家建构与宪制变迁、帝国与国际法、政党与代表制、法律伦理与政治伦理等议题。不久前，他的专著《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出版，引发学界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