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定居于乐清的归国华侨、著名幻术家、书法家俞龙孙先生原籍浙江嵊县，l895年出生于一个小商人家庭。
俞龙孙在高等小学读书的时候，正值辛亥革命前夕，他和同学经常阅读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及有关太平天国的书刊。十三四岁时，曾到蔡元培家拜访过，少年时代的俞龙孙已具有民主革命思想。辛亥年(1911)岁末，l7岁的俞龙孙约五六个同学赴上海参加淞沪北伐学生军。因孙中山先生认为学生不宜作为主力部队参加战斗而编在辎重部队协助作战。后南北议和，学生军解散，黄兴先生介他考入江苏省立第一中学读书。
1915年初夏，俞龙孙进嵊县小学教书，上世纪20年代初期在上海当家庭教师。l923年冬，28岁的俞龙孙由蔡元培先生介绍出国到新加坡，先后在爱国华侨陈嘉庚办的华侨中学及南洋其他华侨中学任教10年。
1927年，学校因经费短缺停课，为了解决办学费用，许多师生到街头巷尾演出募捐。当时南洋的华侨学校因经费短缺而停办的事屡有发生，俞龙孙想到小时候在家乡嵊县的村头广场看到跑江湖的“变戏法”表演很受群众喜爱，于是便四处设法写信委托朋友寻找购买有关幻术的书籍，自已也到街上书店书摊寻觅。一段时间，俞龙孙闭门谢客，潜心研究幻术，悉心揣摩，以香烟、纸牌、手帕、球弹、钟表、术箱等生活用品为道具，利用光学、力学等原理，终于摸索到了幻术的门径，并编制了一套幻术节日。
在朋友的倡议支持下．他于l932年在新加坡刨办了“国际幻术学院”，自己担任院长，并亲自讲课，向学员特别是中华侨胞传授技艺，培养幻术人才。继而置办道具，选择人手，成立了“国际幻术团”、开始在东南亚一带演出，曾经到过印度、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北婆罗洲等地，一时名声大噪，被人称为幻术大师，誉满东南亚。他在广告上写着：“宣传祖国艺术，扶助侨胞教育。”每场演出，各地报纸纷纷报道或发表评论，新加坡的一家评论称之：“该团节日繁多，道具精美，演出新颖，场面华丽，一切演出，绝异凡响。”
俞龙孙的演出收入，除了安排生活赞用、演出开支和购置道具等外，大部分捐给华人学校。登那拉华侨学校、金马仓高原华侨学校、巴生港口青年学校、马六甲双溪南眉公立中华学校、槟城侨南学校等，都受到过他的捐助。新加坡《星洲日报》刊登该记者的一篇特稿，文中写道：“国际幻术团由教育界先辈俞龙孙先生领导，并亲自登台献演，颇负盛誉。近为槟城桥南学校等筹募建校经费，在暹罗洲各地义演数月，同时宣传祖国艺术．极受中外人士称道，并获屿来联邦政府福利部重视，认为第一流幻术杰作，特为摄制影片，列入时事新闻，向全世界宣传，实足光荣。惟据俞大师表示，无论如何，总以收入半数赠给学校，作为购买图书及教育用品，或运动器具之用 该团每到一处，受人热烈欢迎。”
1940年，曾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观察团”的陈嘉庚向俞龙孙介绍了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告诉他国民党政权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他受到极大鼓舞，心情非常兴奋，看到了自己民族的希望、国家的前途，于是在以后的演出中，每到一地一有机会总是要进行演讲，宣传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
新中国成立后，俞龙孙一心想回国。l955年9月，他携老妻爱女，带l9箱道具踏上阔别的梦魂萦绕的故土。临行时，他心情激动，感慨万千，随口吟道：“三十年前南来客，万千里外北归人。”归国后，他定居于妻子的家乡乐清乐成镇，曾被选为乐清县第七届人大代表。
1956年，在浙江省文化厅支持下，他在杭州又重新成立“国际幻术团”，并任团长。l956年12月23日，在杭州胜利剧院首场演出，俞龙孙亲自登台表演了“八面威风”的精彩节目，神奇地展现出“祖国万岁”、“人民万岁”等8面红旗，全场轰动，次日当地报纸的一篇报道中写道：“由新加坡归国华侨俞龙孙领导的‘国际幻术团’，在浙江省文化局的协助下，已经在此间成立，这个幻术团一共拥有80种节目，其中有俞龙孙自己精心设计的，在国内还是第一次看到。”接着，幻术团到浙江、福建等地巡回演出，施展才艺，报效祖国。
1958年5月，在被错误定为“右派分子”后，他被下放到定居的乐清县，参加劳动，接受改造。就在这受委屈的日子里，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艺术追求、人生理想，他将自己多年的舞台实践经验进行回顾总结，写出了《幻术团艺术丛书》，共60万字，介绍3500多套节目，并自己作插图。1962年他被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又以无限的感慨写出了《我演幻术的经验》。
l963年俞龙孙在乐清县文化馆工作，并被聘到海门文化馆创办文工团。文革时期蛰居乐清，l977年复出担任乐清幻术团导师，这时他已83岁。在幻术团，他不顾年老体弱，不畏严寒酷暑，教导年轻学员掌握幻术技艺，还献出了价值上万元的幻术道具，把自己的住房作为排练场，还帮助创作了神话幻术剧《水娃和龙女》，该剧在各地演出，深受广大观众欢迎。l980年6月他出席浙汀省文联笫一次代表大会，为主席团成员，并被选为中国杂技协会浙江分会筹备组副组长。
俞龙孙在致力于幻术研究和演出的同时，还从事书法创作，善行草。他20多岁时，在上海麦根路一家张姓的苏州人办的书画坊鬻书。后经张群介绍到殷汝骊(黎元洪任总统时的财政次长)家当家庭教师。殷汝骊的妹妹是前清遗老郑孝胥的媳妇，因此他有机会结识了郑孝胥，郑孝胥为清末民初著名的书法家，俞龙孙向他请教。当时，郑住在上海静安寺路海藏楼，俞龙孙每天授课之余求教于郑孝胥，深受郑的指点，书艺益精。俞龙孙晚年家中还藏有郑孝胥的琴条墨迹一幅。
俞龙孙的书法是从真书入手，主要取法北魏，方笔圆笔，兼收并蓄。他住青少年时非常用功，刻苦临摹《龙门二十品》之《始乎公》、《杨大眼》、《魏灵减》及《张猛龙》、《石门铭》、《郑文公》等魏碑，同时兼学《张迁》、《乙瑛》、《史晨》、《礼器》等汉碑，所临汉魏六朝碑刻不下数十种，最后以《郑文公》为枕边秘本。由于他在学习传统方面下了一番功夫，在用笔上打下坚实的基础，对古碑能融会贯通，再得名师指点，不断创作实践，终于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俞龙孙1946年到1954年在新加坡、马球西亚、北波罗洲各大城市进行幻术演出时，都同时举办个人书法展览，展出作品二百余幅。展出的部分作品收集在新加坡出版的《龙孙墨缘》中。 在近代的书法家中，俞龙孙除了向郑孝胥学习外，也推崇沈曾植的字，其次对于右任、弘一法师、徐悲鸿的字也很赞赏。他与徐悲鸿有过一番不一般的交情。l939年及l941年在印度的加尔各答及新加坡，与徐悲鸿有过两次会面，并在印度联合举办书画展，有“徐马俞书”之称。他们互赠作品作为纪念。在印度，俞龙孙还曾设法通过泰戈尔帮助徐悲鸿解除英国海关的刁难。晚年的俞龙孙房间里挂着一幅徐悲鸿赠给他的水墨立马图，徐在题词中表示对于两人的往来相庆感到欣慰。
俞龙孙在晚年，由于眼力较差，少作毛笔字，有时却喜欢用筷子写字。据说有一次有人索字，他正在进膳，他一面吃饭，一面在脑子里琢磨字形和构思章法，随手用筷子蘸酱油在桌面上点划，发现所出现的字别有一种风味。以后，他就用筷子代笔作起书来，而且很快受到群众的喜爱和好评，并称之曰“筷子书”或“箬书”。他有一诗曰：“文字之初起龟甲，术中自有锥画沙；古不乖时创新意，病目借箸试涂鸦。”
俞龙孙对书法艺术的追求很执着，不姑且，对书写材料和工具的选择很严格。一次，新加坡一大老板请俞龙孙题写“岑业良树胶厂”6个人字，每字约有二平方米大小，为了写好这样的大字，俞龙孙特地汇款到上海中华毛笔公司定制了一支特大楂笔。笔全长一尺二寸，羊毛的笔毫五寸半，牛角质的笔斗直径二寸半，把手长四寸。据他说这支笔就用了这么一次。俞龙孙认为好的书法作品必须配上好的印章。在上海时，他请著名篆刻家黄葆钺刻了两颗印章。黄葆钺，福建长乐人，在主持上海商务印书馆美术部时，所有书画签题均出其手笔。俞龙孙对书法作品上用的印泥也非常阱究，在上海当家庭教师时，一天，他路过南京路先施公司门口，看到一人手拿印泥在叫卖，此物乃漳州出产，是给皇帝的贡品，因被太监拿出宫外卖掉，流入市场，是一种高级印泥，俞龙孙非常喜爱，但身边钱不够，他就当掉穿在身上的一件亮纱马褂，把印泥买下。他以后所写的书法作品都是用黄葆钺刻的印章和这种印泥。俞龙孙对书法创作一丝不苟，成绩斐然。l988年出版的《中国当代书法大观》一书中，收有他的作品。
俞龙孙一生献身教育，忠诚艺术，淡泊名利，热爱祖国。他虽长期身在海外，但仍不忘祖围。l927年他曾返祖国，欲为祖国教育事业贡献力量，但在淞沪北伐学生军结识的张群却介绍他当无锡市警察局长，他加以拒绝，重返南洋，继续他的教育生涯。在异乡，他常见华人受欺凌的情景，心情非常气愤。1949年一天清晨，他在一份报上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他欣喜若狂，手举报纸向妻喊道：“祖国来的最好消息，我们从此是站起来的中国人啦!”1950年在文莱北婆罗洲演出时，不管当地警察的阻挠，在舞台前挂起了自己动手制成的“五星红旗”。在他被错划为右派时，新加坡一个旧相识通过香港寄来一封信，叫俞龙孙把划为右派后的情况-一写出来寄到国外就可得到三千万人民币稿酬。俞龙孙不屑一顾地烧掉了这封信。
俞龙孙先生于1991年在乐成逝世，享年97岁。他历经风雨沧桑，在教育和艺术的道路上奋力攀登，取得很大的成就，尤其在他旅居南洋的30多年中，对于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侨胞教育事业作出不少贡献，受到人们的赞扬和肯定。（作者：张雁洲）